

11月28日,由央企投资协会指导,LP投顾主办,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协办的“2025国有投资机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研讨会”在北京顺义成功举办。中华股权投资协会、北京基金业协会、江苏省创业投资协会、四川省股权与创业投资协会等十余家行业协会作为支持单位参与了本次会议。
本次研讨会以“聚焦‘十五五’期间产业投资、基金招商前瞻布局与创新实践”为主题,汇聚了来自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国家级大基金、央企投资机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国资PE/VC等各类国有投资机构代表近80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国有资本投资的深刻变化、产业投资新思路及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会上,LP投顾正式对外发布了《2025国有投资机构激励与尽职免责(容错)机制调研报告》。
作为连续第五年开展的专项行业追踪,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105份,覆盖全国20余个省市。受访机构中,地方国企及政府部门下属机构合计占比超过90%,资金管理规模在20亿至100亿元的中等规模机构占比近五成,呈现出高度的行业代表性。
报告通过详实的调研数据,揭示了国有投资机构在2025年面临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变化:行业已跨越“从无到有”的初步探索,全方面进入“从有到优”的落地攻坚深水区,如何量化容错标准、用好考核指挥棒以及应对退出难题成为全行业的关注焦点。
过去五年,容错机制的建立率经历了从初步普及到深度反思的一轮周期,已建立容错机制的机构比例从2020年的52.5%一路稳步攀升至63.16%,而2025年这一比例调整为41.91%,同时49.52%的机构处于筹备研究阶段。
容错机制建立率的“回撤”迹象说明,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追求机制覆盖率的阶段,转而进入对制度有效性与可操作性的深度反思与实质性建设期。国资机构普遍意识到,流于形式的原则性条款没有办法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来确立免责的边界与流程。
在机制落地的障碍认知上,行业共识度达到五年来最高点。调研结果为,67.62%的受访机构觉得纪检监察部门对容错机制的界定和尺度把握存在不确定性,是当前最大的执行阻碍;65.71%的机构指出缺乏明确、统一、可操作的执行细则和认定标准;64.76%的机构觉得政府监管部门及出资人对容错机制的认同度仍有不足。这三组数据精准勾勒出当前容错机制“落地难”的系统性成因:外部监管认同与内部执行细则的双重缺失,导致大量机构虽然有心建立机制,但在真实的操作层面依然处于观望与探索状态。
在如何设定风险底线这一核心问题上,行业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在此前三年的调研中,约半数机构反对设置固定的容亏比例,倾向于弹性管理。然而2025年的调研显示,仅16.19%和13.33%的机构分别在早期和中后期投资中坚持“不应当设定固定容亏率”,多数机构转而寻求明确的、可量化的亏损容忍比例,以此作为合规免责的硬性依据。
数据进一步揭示了受访机构对不同投资阶段差异化的风险认知。针对种子期和天使期等早期投资,机构展现出较高的包容度,28.57%的机构觉得容亏率可设定在50%至70%之间,甚至有14.29%的机构接受80%以上的亏损率。
相比之下,对于成长期及Pre-IPO等中后期投资,风控标准显著收紧,46.67%的机构觉得容亏率应控制在20%至50%之间,近三成机构要求控制在20%以内。
这种对“量化容错”的集体转向,反映出在严峻的问责压力下,一线投资人员迫切地需要一条清晰的数字化安全边界,以规避模糊定性带来的合规风险。然而,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也引发了新的思考,如何在缺乏足够历史数据积累和行业公允标准的情况下,科学、合理地设定这一容亏比例,避免制度在执行中异化,也成为当前机构关注的新焦点。
国有投资机构的绩效考核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充足表现了国有资本作为“耐心资本”的政策属性。调研统计发现,在投资层面的考核指标中,“投资进度达成情况”与“招引/返投任务完成情况”分别以70.48%和68.57%的占比位居前两位。
“财务回报指标”的考核权重在2025年降至48.57%,五年内首次低于招引返投等政策性指标及资金募集指标。这一变化标志着国有投资机构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实质性偏移,从兼顾政策效应与经济效益的投资人,转变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地方产业落地及强链补链的产业资本。国资机构在实际运营中,正在将更多的资源与精力倾斜于满足地方政府的产业诉求与招商任务。
与此相对应,考核周期的错配问题依然严峻。股权投资具有非常明显的长周期特征,但调研显示,高达70.48%的受访机构依然沿用年度考核机制。仅有不到8%的机构实施了覆盖投资期或退出期结束后的长周期考核。这种短期化的考核节奏与长期化的产业培育目标之间有天然张力,直接引发了投资行为的短期化与保守化,成为制约壮大“耐心资本”的制度短板。
在激励机制方面,调研揭示了国有机构面临的尴尬处境。虽然86.66%的机构已建立了绩效考核制度,但仅有42.86%的机构建立了配套的激励机制。在已建立激励机制的机构中,晋升与职业发展机会和非经济激励是主要手段,而涉及真金白银的超额收益分配(Carry)和跟投机制占比仅为两成左右。
调研结果也精确指出了当前激励机制的核心痛点,包括激励力度不足、激励方式单一且缺乏灵活性等。在薪酬总额管理与国资监管的双重约束下,国有投资机构核心人才的吸引与保留成为难题。尽管部分机构尝试推行跟投机制以实现利益绑定,但受限于复杂的审批流程与不确定的兑现周期,激励效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对于2025年的投资环境,调研数据传递出明显的谨慎信号。在受访机构中,仅有45.71%在2025年发起或参与设立新基金,超过半数机构选择按兵不动。在新设基金安排上,近四成机构仅设立1只基金,且大多分布在在20亿至50亿元的中等规模,显示出“少而精”的布局思路。在投资赛道选择上,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成为绝对主流,高度契合国家硬科技战略导向。
然而,机构对市场挑战的认知高度集中。高达91.43%的受访机构将“退出渠道不畅”列为首要挑战,这一比例远超“优质项目减少”(80.00%)和“募资难度增大”(75.24%)。退出端的堰塞湖效应正向上游传导,严重制约了DPI等关键业绩指标的达成,进而影响新一轮的募资与投资能力,“退出难”已成为制约国有资本循环效率的一大阻碍。
当前,国有投资机构普遍面临“保值增值刚性红线”与“鼓励创新容错”之间的内在冲突。审计与巡视的高频次监督聚焦于程序合规与廉洁问题,导致国资机构在真实的操作中都会存在合规泛化倾向,为应对检查而过度完善文档与流程,出现了做全材料重于做好投资的动作变形。同时,短期年度考核与长期产业培育的错配,使得国资机构在平衡财务回报与政策目标时进退维谷。
针对以上问题,报告建议,确立国资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地位,推动建立跨部门的联合审议机制,统一尽职免责的认定标准,减少多头监管带来的不确定性。还应制定清晰的勤勉尽责“正面清单”,明确关键环节的合规动作,为尽职认定提供客观依据。同时,呼吁建立基于基金全生命周期的长周期考核体系,并针对政策性基金实施差异化评价,将退出与免责打通,鼓励国资机构在合规前提下主动探索多种退出路径,从而提升国有资本的整体配置效率与市场活力。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国有投资机构的使命与角色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时代内涵。当前,激励与容错机制建设的核心已经从制度框架搭建,转向精准落地与效能提升。这要求我们在合规与创新、短期考核与长期价值、政策目标与市场效益之间找到平衡。未来,随各项对策建议的逐步落地,相信能够破解“不敢投、不愿投”的难题,激发国有资本的投资活力,让国有投资机构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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